教职工理论学习材料
2023年第8期
yl23455永利党委编 2023年8月
1.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返京途中在陕西汉中考察 蔡奇陪同考察
2.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 丁薛祥讲话
3.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
4.习近平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蔡奇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出席会议
5.《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6.《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7.马克思《〈哲学的贫困〉（节选）》
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11.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新时代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的通知
12.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
13.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的意见》
14.韩俊在大力实施人才兴皖工程加快打造人才发展和创新高地工作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为全面建设现代化美好安徽提供强劲动能 王清宪主持 唐良智程丽华出席
15.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方向前进 奋力走出新时代安徽高质量发展新路 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体会议在肥召开 省委常委会主持 韩俊讲话 王清宪程丽华出席 唐良智列席
16.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
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强调 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返京途中在陕西汉中考察 蔡奇陪同考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共同富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深入推进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发展领域、发展质量变革，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要进一步从全国大局把握自身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使命，立足本地实际，明确发展思路和主攻方向，锻长板、补短板，努力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乡村振兴、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实现新突破，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7月25日至27日，习近平在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和省长黄强陪同下，先后来到广元、德阳等地进行调研。
25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广元市剑阁县考察了翠云廊。这里是古代关中平原通往四川盆地古蜀道的重要路段，有迄今保存最完好的古代人工栽植驿道古柏群。习近平听取古蜀道发展历程、翠云廊整体情况介绍，沿古道步行察看千年古柏长势，详细询问历史上植柏护柏情况。他指出，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柏林，之所以能够延续得这么久、保护得这么好，得益于明代开始颁布实行“官民相禁剪伐”、“交树交印”等制度，一直沿袭至今、相习成风，更得益于当地百姓世代共同守护。这启示我们，抓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搭建好制度框架，抓好制度执行，同时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发展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临行前，他嘱咐当地负责同志，要把古树名木保护好，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
位于德阳市广汉市西北鸭子河南岸的三星堆遗址，代表了数千年前的古蜀文明面貌和发展水平，是同时期长江流域文化内涵最丰富、面积最大的都城遗址。26日下午，习近平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参观“世纪逐梦”、“巍然王都”、“天地人神”等展陈，了解三星堆遗址发掘历程和古蜀文明成果。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习近平走进文保修复工作区，仔细察看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流程细节和最新技术，同现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在世界上是叫得响的，展现了四千多年前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文物保护修复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大国家支持力度，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扬严谨细致的工匠精神，一件一件来，久久为功，做出更大成绩。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对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落成使用表示热烈祝贺，向广大考古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27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四川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四川在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上精准发力，在推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在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上持续发力。
习近平指出，以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必须依靠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实现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四川要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创新人才集聚的优势和产业体系较为完善、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在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上同时发力。要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资源，优化完善创新资源布局，努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习近平强调，四川是我国发展的战略腹地，在国家发展大局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要依托制造业的独特优势，积极服务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前瞻部署未来产业，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科学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促进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补发展。要强化粮食和战略性矿产资源等生产供应，打造保障国家重要初级产品供给战略基地。要坚持“川渝一盘棋”，加强成渝区域协同发展，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尽快成为带动西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习近平指出，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把乡村振兴摆在治蜀兴川的突出位置，更好扛起粮食、生猪、油料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责任。要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要害，加强良种和良田的配套，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要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聚焦群众反映强烈、能抓得住、抓几年就能见到成效的几件事，集中资源，加快突破，形成标志性成果。要学习运用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聚焦小切口，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农村宅基地改革要守住底线。要把住土地流转关，不能借流转之机搞“非农化”。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城乡统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
习近平强调，四川是长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补给区，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地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这篇大文章做好。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严格落实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制度。要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要推行草原森林河流湖泊湿地休养生息。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推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要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
习近平指出，四川是自然灾害频发之地，要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应急力量建设，形成长效机制，系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7、8月份长江流域进入主汛期，要全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各项应对准备工作。要科学救灾，防止发生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隐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强调，第一批主题教育只剩下一个多月时间，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党中央部署，善始善终、慎终如始，务求实效。要对主题教育的实效进行科学、客观评估。检验理论学习成效，要看党的创新理论是否入心见行、党员干部是否做到善思善用；检验调查研究成效，要看是否摸清社情民意、是否解决实际问题；检验推动发展成效，要看高质量发展是否有新突破、人民生活品质是否有新提升；检验检视整改成效，要看问题症结是否找准、整改整治是否到位；检验干部队伍教育整顿成效，要看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现象是否纠正、政治隐患是否消除。评估成效要用事实说话，开门抓评估，让群众评价，确保评估客观真实。评估主题教育成效，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看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否得到有效解决，要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来一次检视，分析根源，对症下药，切实改出实效。要开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和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结合学查改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习近平十分关心汉江流域历史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7月29日，在返京途中，习近平走下列车，在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陪同下，来到汉中市考察。习近平参观汉中市博物馆有关历史文物展陈，了解汉中历史文化、文物保护情况。他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要发挥好博物馆保护、传承、研究、展示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守护好中华文脉，并让文物活起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汉中藤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久负盛名，要发展壮大特色产业，更好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离开博物馆时，附近的乡亲们围拢过来热情欢呼“总书记好”。习近平亲切地对大家说，我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抗震救灾时来过汉中，这些年一直牵挂着这里。这次来，看到这里发展变化很大，城市井然有序，很欣慰。他祝愿大家工作好、生活好、家庭幸福。
途中，习近平考察了地处汉江汉中城区段的天汉湿地公园，称赞这里是市民“幸福园”。习近平强调，汉江及其支流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汇集区和供给地，保护好这一区域的湿地资源责任重大、意义深远。生态公园建设要顺应自然，加强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护和系统性修复，促进生态保护同生产生活相互融合，努力建设环境优美、绿色低碳、宜居宜游的生态城市。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李干杰、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主题教育中央第十二指导组负责同志参加汇报会。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7月30日第01版）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李强主持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 丁薛祥讲话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17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后5年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要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李强主持会议。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会议。丁薛祥作总结讲话。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们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坚持转变观念、压实责任，不断增强全党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实现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紧跟时代、放眼世界，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实现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经过顽强努力，我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显著标志。
习近平强调，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尚未根本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总结新时代十年的实践经验，分析当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几个重大关系。一是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环境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二是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要坚持系统观念，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同时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是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综合运用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因地因时制宜、分区分类施策，努力找到生态保护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四是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要始终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保持常态化外部压力，同时要激发起全社会共同呵护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五是“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
习近平强调，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保持力度、延伸深度、拓展广度，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要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提升国家油气安全保障能力。要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积极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切实维护生态安全、核与辐射安全等，保障我们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
习近平指出，要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要强化法治保障，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修订，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强化财政支持、税收政策支持、金融支持、价格政策支持。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将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规范环境治理市场，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习近平强调，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国务院近期将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系统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抓紧研究制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建立覆盖全面、权责一致、奖惩分明、环环相扣的责任体系。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清单，强化分工负责，加强协调联动，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生态文明保护法治建设和法律实施监督，各级政协要加大生态文明建设专题协商和民主监督力度。要继续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
李强在主持会议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特别是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深入分析了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形势，深刻阐述了新征程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重大关系，系统部署了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为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和深入开展主题教育结合起来，进一步激发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强大动力，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建设美丽中国。
丁薛祥在总结讲话中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决扛起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责任，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持之以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力度，完善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制度；瞄准既定目标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先立后破，扎实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强化底线思维，常态化管控生态环境风险，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安全根基；保持严的基调，深入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执法监管，严厉打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强化支撑保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内蒙古自治区、浙江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军队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和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7月18日第01版）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蔡奇陪同考察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江苏考察时强调，江苏拥有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丰富、营商环境优良、市场规模巨大等优势，有能力也有责任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在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争当表率，在服务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上争做示范，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走在前列，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7月5日至7日，习近平在江苏省委书记信长星和省长许昆林陪同下，先后来到苏州、南京等地，深入工业园区、企业、历史文化街区、科学实验室等进行调研。
5日下午，习近平抵达苏州后，首先乘车前往苏州工业园区考察。在园区展示中心，习近平听取苏州市产业发展和园区整体情况介绍，察看创新发展成果展示。习近平强调，高科技园区在科技自立自强中承担着重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对接，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不断以新技术培育新产业、引领产业升级。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随后，习近平来到苏州华兴源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习近平走进展厅、研发车间、光电实验室，察看产品研发、生产、测试流程，询问企业设备产品的性能、用途、市场等情况。看到企业研发人员都是年轻人，习近平十分欣慰。他说，国家现代化建设为年轻人提供了广阔舞台，大家正当其时，要把握历史机遇，大显身手，勇攀科技高峰，将来你们一定会为自己对民族复兴所作的贡献而自豪。
位于苏州古城东北隅的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6日上午，习近平来到这里考察，详细听取苏州古城保护及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利用情况汇报，步行察看古街风貌，观看苏绣制作，体验年画印刷。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表现出的韧性、耐心、定力，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街边小广场上，曲乐悠扬，当地居民和游客正在欣赏苏州评弹表演。看到总书记来了，大家纷纷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饶有兴致地同大家一起观看表演，他对大家说，昨天我看了工业园区，今天又看了传统文化街区，到处都是古迹、名胜、文化，生活在这里很有福气。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对当地负责同志讲，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当天下午，习近平在南京市考察调研。他来到紫金山实验室，走进展厅、6G综合实验室，详细了解推进重大科技任务攻关等情况。习近平强调，现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颠覆性技术随时可能出现，要走求实扎实的创新路子，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立下功勋。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下属的能源互联网领域高科技企业。习近平来到集团考察调研，听取南京市打造智能电网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总体情况介绍，察看企业自主可控技术产品展示。在企业智能制造生产区，习近平详细了解企业开展核心技术攻关，服务电网安全、电力保供和能源转型等情况。他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
离开企业时，习近平勉励年轻研发人员说，大家意气风发、朝气蓬勃，要立志高远、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前走，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以“一辈子办成一件事”的执着，攻关高精尖技术，成就有价值的人生。
7日上午，习近平听取了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对江苏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希望江苏在科技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强链补链延链上展现新作为，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探索新经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
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江苏要在科技创新上率先取得新突破，打造全国重要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使高质量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多元化加大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充分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
习近平强调，要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巩固传统产业领先地位，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积极打通堵点、接通断点，不断创新吸引外资、扩大开放的新方式新举措，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推动外贸创新发展，不断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
习近平指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江苏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积极参与建设长江和大运河两大国家文化公园。要大力发展现代科技、教育事业，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持续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扎实开展城乡精神文明创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提高社会现代文明程度。
习近平强调，江苏必须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走在前列。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和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浦江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乡村治理协同推进机制，推进社会治理数字化。要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习近平指出，全国即将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江河湖库将面临主汛期洪涝灾害的严重威胁。同时，一些地方旱情严重，森林火灾风险加大。各地区各部门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到第一位，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努力将各类损失降到最低。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
习近平强调，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全面抓深抓实各项重点措施，取得较好效果。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落实“重实践”要求，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力，在以学促干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一是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搞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哗众取宠；坚持出实招求实效，不搞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数据造假；坚持打基础利长远，不搞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劳民伤财。二是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恪尽职守、担当作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严肃整治拈轻怕重、躺平甩锅、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等消极现象，完善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三是形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主动抓落实，聚合众力抓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聚焦实际问题抓落实，在抓落实上取得新实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李干杰、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主题教育中央第六指导组负责同志参加汇报会。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7月08日第01版）
习近平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 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 蔡奇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党对网信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网络空间主流思想舆论巩固壮大，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基本建成，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持续提升，网信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步伐加快，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有效发挥，网络空间法治化程度不断提高，网络空间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明显增强，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网信事业的重要地位作用日益凸显。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切实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坚持党管互联网，坚持网信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坚持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坚持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坚持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坚持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网信工作队伍，大力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以网络强国建设新成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统筹协调，确保党中央关于网信工作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各级网信部门要忠于党和人民，勇于担当作为，善于开拓创新，敢于斗争亮剑，甘于拼搏奉献，为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7月14日至1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鲜明提出网信工作的使命任务，明确“十个坚持”重要原则，并对网信工作提出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网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
蔡奇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网信事业取得重大成就，最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网信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党对网信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全新高度，是新时代新征程引领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网络强国的行动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贯彻到网信工作全过程。
蔡奇强调，党的二十大对网信工作作出战略部署，要牢记使命任务，细化任务举措，着力推动落实。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引导，防范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提高网络综合治理效能，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统筹发展与安全，实施网络安全重大战略和任务，构建大网络安全工作格局，筑牢国家网络安全屏障。坚持创新驱动、自立自强、赋能发展、普惠公平，攻克短板不足，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加强网络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深化网信领域国际交流与务实合作。坚持党管互联网，加强党对网信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央网信委及成员单位、各级党委（党组）及网信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形成合力推动网信工作的生动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肩负起举旗帜聚民心、防风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把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到网信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推动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实支撑。
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日报社有关同志作交流发言。
石泰峰、何立峰、张又侠、陈文清、王小洪、吴政隆出席会议。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成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有关国有企业、军队有关单位，中央重点新闻网站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7月16日第01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7月16日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章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集中部署。继续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目的是推动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在机构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根据新的使命任务、新的战略安排、新的工作需要，不断调整优化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使之更好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从机构职责上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这次机构改革，设立新的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组建新的党中央职能部门和办事机构，在重要领域设立新的党中央派出机关，就是为了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加强党中央对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在金融管理体制、科技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对机构设置和职责配置作了比较合理的设计和安排。这些调整是在分析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解决方案。各地区各部门要自觉在大局下思考、在大局下行动，确保机构改革方案贯彻落实不打折、不变形、不走样，特别是要严格依据机构改革方案制定和执行部门“三定”规定。
文章指出，搞好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工作至关重要。要继续运用好坚持党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坚持不立不破先立后破、坚持推动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坚持中央和地方一盘棋、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坚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改革全过程等宝贵经验，有组织、有步骤、有纪律推进机构改革组织实施工作。一要加大统的力度。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牵头抓总、加强统筹协调，设立协调机制。二要坚持稳的基调。这次机构改革涉及部门较多、触及的问题较深，要谋定而后动。中央和地方机构改革在工作部署和组织实施上要有机衔接、有序推进。三要做好人的工作。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正确对待利益格局调整和个人进退留转，积极支持改革，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四要执行严的纪律。涉及机构变动、职责调整的部门，要自觉服从大局，确保机构、职责、人员等按要求及时调整到位。五要做到于法有据。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机构改革，立法机构要统筹做好相关立改废释工作。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7月16日第01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8月1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成功组织一批重大基础研究任务、建成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前沿方向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涌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
文章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突出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作出战略部署，要切实落实到位。第一，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加强基础研究要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第二，深化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出的影响越来越大。必须优化细化改革方案，发挥好制度、政策的价值驱动和战略牵引作用。第三，建设基础研究高水平支撑平台。近年来，我国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成一批大国重器，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是从根本上破解“两头在外”问题还任重道远。要协同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实验室体系，科学规划布局前瞻引领型、战略导向型、应用支撑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好科技仪器设备、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国产化攻坚战。第四，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但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仍有明显短板。必须下气力打造体系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平台，让更多基础研究人才竞相涌现。第五，广泛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当前，国际科技合作面临少数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冲击和挑战。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成为独立的创新中心或独享创新成果。我国要坚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基础研究等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第六，塑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开展基础研究既需要物质保障，更需要精神激励。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切实推进科教融汇，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基础研究纳入科技工作重要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8月01日第 01版）
《〈哲学的贫困〉（节选）》
卡尔·马克思
【导读】蒲鲁东是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否认一切国家权威，认为这些东西是在维护剥削、扼杀自由。蒲鲁东的思想本质上是空想的社会互助主义，追求所谓的“永恒的公平”。陈延年、陈乔年两位同志一开始信奉的就是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互助思想，后来才觉醒过来走向马克思主义。这种方案是建立在小生产者的小私有制基础之上，这种学说对巴黎公社之前的工人运动颇有影响。1846年，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在巴黎出版。
本文是马克思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借批判蒲鲁东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想实质，深刻阐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来源，准确把握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历史根据和正确方向。
第一章 科学的发现
第一节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一切自然产品或工业产品所具有的那种维持人类生存的性能，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使用价值。这些产品具有的互相交换的性能，则称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怎样变成交换价值呢？……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很仔细地阐明（交换）［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价值观念的起源；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论述。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我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西，所以我就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一卷第二章）
蒲鲁东先生打算先给我们说明价值的二重性，“价值内部的区别”，使用价值变成交换价值的过程。我们必须和蒲鲁东先生一起来谈谈这种神秘的变化。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我们作者的意见，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绝大多数的产品不是自然界供给的，而是工业生产出来的。如果产品的需要量超过自然界所提供的数量，人们就得求助于工业生产。在蒲鲁东先生的想象中，这种工业是什么呢？它的起源怎样呢？个人需要很多东西，可是“不能单独生产这些东西”。需要满足的多种需求，就决定要生产多种东西（不生产就没有产品）；要生产多种多样的东西，就已经决定参加这项生产的不止一个人。既然认为从事生产的不止一个人，那末这就完全决定了生产是建立在分工之上的。因而蒲鲁东先生所假定的那种需要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全盘的分工。既假定有分工，就是假定有交换存在，因此也就有交换价值，这样看来，本来一开头就可以假定有交换价值存在。
然而蒲鲁东先生喜欢绕圈子。我们就跟他一起转吧，转来转去总是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去。
为了摆脱每个人单独生产的状态并达到交换，蒲鲁东先生说：“我就求助于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从事各行各业的合作者，虽然按照蒲鲁东先生的假定我们（我和其它一切人）这时还没有摆脱鲁滨逊式的那种和社会隔绝的孤独状态。合作者和各种不同的业务，分工和这种分工所包含的交换等都是凭空掉下来的。
总括起来就是：我有许多建立在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需要。蒲鲁东先生既然假定有这些需要，因而也就是假定有交换和交换价值存在，而交换价值的“起源”正是他想“比其它的经济学家更仔细地阐明”的。
同样，蒲鲁东先生也可以把整个事态倒转过来而仍然不损害他的结论的正确性。要说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说明交换就要有分工。要说明分工就必须有使分工成为必要的种种需要。要说明这种需要，就必须“假定”有这种需要，但是并不是否定这种需要，这和蒲鲁东先生前言中的第一个定理：“假定上帝就是否定上帝”（前言第1页）正好相反。
假定分工是已经知道的事情的蒲鲁东先生，怎样用分工来说明他始终不知道的交换价值呢？
“个人”开始“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建立交换，并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合作者们如果接受这种区别，那末要蒲鲁东先生“操心”的只是记录一下既成的事实、并在他的政治经济学论文中标明和“列入”“价值观念的起源”。但是他总还应该把这个建议的“起源”讲给我们听听，此外也应该给我们讲讲这位单独的个人，这位鲁滨逊怎么会突然想到向“他的合作者”提出这种建议，而这些合作者又怎么会毫无异议地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做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
这就是蔑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的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
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
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
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业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对于交换的这个第二阶段，即二次方的交换价值应该怎样说明呢？
对这点蒲鲁东先生会找到很现成的回答：假定有人曾“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把交换价值提高到二次方。
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这个时期，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而在以前，这些东西是只传授不交换，只赠送不出卖，只取得不收买的。这是一个普遍贿赂、普遍买卖的时期，或者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是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去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的时期。
对于交换的这个新的和最后的阶段，即三次方的交换价值又该怎样说明呢？
对这点蒲鲁东先生也会找到现成的回答：可以假定曾经有人“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把德行、爱情等都变成交换价值，把交换价值提高到三次方，即最后一次乘方。
可见，蒲鲁东先生的“历史的叙述的方法”事事适用，它能答复一切和说明一切。特别是在要从历史上来说明“某种经济观念的产生”的时候，蒲鲁东先生就会假定一个人，这个人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他的合作者建议去完成这个产生的动作，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把交换价值的“产生”当做一个既成事实；现在我们只要阐明一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就行了。且听蒲鲁东先生是怎么说的：
“经济学家们很清楚地揭明了价值的二重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同样明确地阐明价值的矛盾的本性；我们的批判就从这里开始……只指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这种惊人的对照是不够的，经济学家们惯于把这种对照看成非常简单的事情，应当指出，在这种虚构的简单中却隐藏着深奥的秘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弄清这个秘密……用术语来说，就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
假如我们已经领会了蒲鲁东先生的思想的话，那末他要肯定的就是如下四点：
（1）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构成“惊人的对照”，形成互相对立。
（2）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成反比，互相矛盾。
（3）无论是两者的对立或是矛盾，经济学家都既没有看出也不认识。
（4）蒲鲁东先生的批判从终点开始。
我们也从终点开始，并且为了消除蒲鲁东先生对经济学家们的责难，我们就让两个相当有名的经济学家来讲讲话。
西斯蒙第：“商业把一切东西都归结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概论”布鲁塞尔版第二卷第162页[38]）
罗德戴尔：“一般地说，国民财富（使用价值）［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是随着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上升）的增加而减少；如果个人财产因交换价值的下降而减少，那末国民财富通常会相应地增加。”（“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的研究”，拉让蒂·德·拉瓦伊斯译，1808年巴黎版[39]）
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
罗德戴尔把他的体系建立在这两种价值的反比例上，而且他的那套理论在李嘉图时代非常流行，以致后者可以把它当作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来谈。
“由于交换价值和财富（使用价值）［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的概念混淆不清，有人就竭力断言，只要减少商品的数量，即减少生活所必需的、有用的或能享受的东西的数量，就可以增加财富。”（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孔斯坦西奥译，让·巴·扎伊尔注，1835年巴黎版第二卷“论价值和财富”章[40]）
我们看到，蒲鲁东先生以前的经济学家们“已经看出”对立和矛盾的深奥秘密。现在再来看看，蒲鲁东先生在这些经济学家们以后又是怎样说明这个秘密的。
如果需求不变，那末产品的交换价值随着供给的增长而下降，换句话说，产品越是供过于求，它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低。vice versa〔反过来说〕，越是求过于供时，供应的产品的交换价值或价格也就越高；换句话说，供应的产品越少，产品也就越贵。产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产品的多少，不过这总是对需求而言。假定某种产品不仅极为稀少，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如果对它没有需求，这个独一无二的产品也是太多，也是多余的。相反地，假定某种产品有千百万个，可是如果它还不能满足需求，也就是说对这种产品的需求非常大，那末这种产品仍然是稀少的。
这些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但是为了弄清蒲鲁东先生的秘密，在这里我们还得重述一下。
“因此，按这一原则彻底推究下去，就可以得出世界上最合逻辑的结论：凡属日用必需而数量又是无穷的东西就一钱不值，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但是最困难的是，实际不会容许有这两种极端，因为一方面人类生产的任何产品决不会在数量上增加到没有止境的地步，另一方面即使最稀少的东西也会有某种用处，否则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因此，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按性质来说经常力图互相排斥，但两者必然是互相联系的。”（第一卷第39页）
蒲鲁东先生最困难的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干脆忘记了需求，忘记了任何东西只有在对它有需求的条件下，才说得上多或少。他撇开需求不谈，就是把交换价值和稀少、把使用价值和众多混为一谈。他说，“毫无用处但极端稀少的东西价格就不可估量”，这种说法实际上正是表明，稀少就是交换价值。“极端稀少和毫无用处”，这是纯粹的稀少。“价格不可估量”，这是交换价值的最高限度，即纯粹的交换价值。他在这两个术语之间划了一个等号。这样，交换价值和稀少就成了同义的术语。蒲鲁东先生得出这个臆造的“极端的结论”，实际上他触及的并不是事物，仅仅是那些表达事物的术语，这说明他对修辞学要比逻辑学有才能得多。他以为得出了新的结论，其实只是源源本本地重新发现了他当初的假定而已。也就是用这种同样的手法，他才把使用价值和纯粹的众多混为一谈。
蒲鲁东先生在交换价值和稀少之间、在使用价值和众多之间划了等号以后，既不能在稀少和交换价值中发现使用价值，又不能在众多和使用价值中发现交换价值，这才使他大吃一惊；他后来发现实际不会容许有这种极端，于是只好相信神秘。蒲鲁东先生以为，不可估量的价格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没有购买者，可是只要他撇开需求不谈，那就永远找不到购买者。
另一方面，蒲鲁东先生所谓的众多好象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他完全忘记了正是人创造了这种众多，忘记了决不忽略需求是符合人的利益的。不然蒲鲁东先生怎么能够断言，极有用的东西价格应当非常低廉甚至一钱不值呢？相反地，他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提高极有用的东西的价格和交换价值，就必须限制这些东西的众多，缩减这些东西的生产。
从前法国种植葡萄的人要求颁布一条法律来禁止开辟新的葡萄园，这和荷兰人烧毁亚洲的香料和铲除摩鹿加群岛的丁香树如出一辙，他们就是想减少众多来提高交换价值。整个中世纪人们都奉行了这个原则，他们以法律规定，一个师傅只可以雇用多少帮工、使用多少工具。（见安德森“商业史”[41]）
蒲鲁东先生把众多当做使用价值，把稀少当做交换价值（证明众多和稀少成反比是再容易不过的），就把使用价值和供给、把交换价值和需求混为一谈。为了使这个对照更加明显，他就换了一个术语，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这样，斗争就转移到另一个战场，现在一方面是效用（使用价值，供给），另一方面是意见（交换价值，需求）。
这两种对立的力量怎样调和呢？怎样使它们取得一致呢？能不能在它们中间找出哪怕是一点共同之处呢？
蒲鲁东先生大声说，当然有，这就是决定的自由。价格是需求和供给之间、效用和意见之间进行斗争的产物，它不会代表永恒的公平。
蒲鲁东先生进一步扩大这个对照：
“我作为自由的购买者，我就是我的需要的裁判，是物品适用与否的裁判，是对这个物品愿意出多少价格的裁判。另一方面，你作为自由的生产者，那你就是制造物品用的资料的主人，因此，你就能够缩减你的费用。”（第一卷第41页）
由于蒲鲁东先生把需求或交换价值和意见当作同一个东西，他就只得这样说：
“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引起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对立。只要自由意志存在，怎么能解决这个对立呢？不牺牲人，怎么能牺牲自由意志呢？”（第一卷第41页）
因此，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这两种可说是不能比较的力量之间，在效用和意见之间，在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之间存在着斗争。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看问题吧。
供给并不只是代表效用，需求也不只是代表意见。难道需求者不也同样供给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吗？既然他供给了这些东西，难道他不也代表，象蒲鲁东先生所说，效用或使用价值吗？
另一方面，难道供给者不也需求某种产品或货币（代表一切产品的符号）吗？因此他不也就成了意见的代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的代表或交换价值的代表吗？
需求同时又是供给，而供给同时又是需求。因此，蒲鲁东先生随便把供给和效用、需求和意见混为一谈的那种对照，不过是建立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之上而已。
蒲鲁东先生称为使用价值的东西，其它的经济学家也可以称为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我们就只举施托尔希的话为例吧（“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48、49页[42]）。
根据施托尔希的意见，我们觉得需要的东西就叫做需要，我们给予价值的东西就叫做价值。大多数东西之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它们可以满足意见所产生的需要。关于我们需要的意见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东西的效用（只是表现这些东西和我们的需要的关系）也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自然的需要也在不断地变化。实际上，各国人民的主要食物的差别就非常之大！
斗争不是发生在效用和意见之间，而是发生在出卖者所要求的交换价值和购买者所提出的交换价值之间。产品的交换价值每次都是这些互相矛盾的估价的合力。
归根到底，供给和需求才使生产和消费互相接触，但是生产和消费是以个人交换为基础的。
供给的产品本来并没有效用。它的效用是由消费者确定的。即使产品的效用得到公认，但产品究竟不仅仅代表效用。在生产过程中，产品和原料、工人的工资等一切生产费用进行交换，一句话，和一切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进行交换。因此在生产者的心目中，产品代表交换价值的某种总和。生产者所供给的不仅是有效用的物品，而且主要是某种交换价值。
至于需求，它只有在掌握交换手段的条件下才有效。而这些交换手段本身也是产品，也是交换价值。
因此我们在供给和需求中，一方面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产品和出卖这种产品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发现花费过交换价值的资金和购买的愿望。
蒲鲁东先生把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对立起来。他使两者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也就促使他说：“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引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
生产者只要是在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进行生产（这正是蒲鲁东先生的假定），他就不得不出卖。蒲鲁东先生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但是他却同意我们说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不取决于自由意志。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生产资料大部分又都是生产者从别处取得的产品，并且在现代的生产条件下，他并不是想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现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责成他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行生产。
消费者并不比生产者自由。他的意见是以他的资金和他的需要为基础的。这两者都由他的社会地位来决定，而社会地位却又取决于整个社会组织。当然，工人买马铃薯和妇女买花边这两者都是根据本人的意见行事的。但是他们意见的差别就是由于他们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不同，而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却又是社会组织的产物。
需要的整个体系究竟是建立在意见上还是建立在整个生产组织上？需要往往直接来自生产或以生产为基础的情况。世界贸易几乎完全不是由个人消费的需要所决定，而是由生产的需要所决定。同样，再举另一个例子来说，对公证人的需要难道不是以一定的民法（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的存在为前提吗？
蒲鲁东先生并不满足于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中去掉了刚才我们说过的要素。他使抽象达到极端，把一切生产者化为一个唯一的生产者，把一切消费者化为一个唯一的消费者，然后使这两个虚构的人物互相斗争。但在现实的世界里情况并不是这样。供给者之间的竞争和需求者之间的竞争构成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斗争的必然要素，而交换价值就是这个斗争的产物。
蒲鲁东先生去掉了生产费用和竞争以后，就能随心所欲地把需求和供给的公式弄得荒谬绝伦。
他说：“供给和需求无非是两种仪式，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互相接触，并促进两者之间的调和。这是两个电极，把它们连接起来就会发生接合，又名交换。”（第一卷第49、50页）
同样可以说，交换只是使消费者和消费品互相接触所必要的一种“仪式”。同样也可以说，一切经济关系都是直接消费藉以进行的一些“仪式”。供给和需求（恰如个人交换一样）就是某种生产的关系。
那末，蒲鲁东先生的整个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用抽象的和矛盾的概念，如稀少和众多、效用和意见、一个生产者和一个消费者（两者都是自由意志的骑士）来代替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需求和供给。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了以后能够引用他自己所去掉的各种要素中的一个要素（生产费用）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在他的心目中，生产费用就是这样构成综合价值或构成价值的。
第二节 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
“（交换）［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价值是经济结构的基石”。“构成”价值是经济矛盾体系的基石。
蒲鲁东先生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全部发现——“构成价值”是什么呢？
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格是产品的相对价值的货币表现。最后，产品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所构成的价值。
象亚当·斯密发现分工一样，蒲鲁东先生也自以为发现了“构成价值”。当然这个发现中并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东西”，但是也应该承认，在经济学的任何一个发现中都没有什么闻所未闻的东西。蒲鲁东先生虽然感觉到他的发现非常重要，但是“为了使读者对他自以为独创的东西放心，并为了迁就那些由于懦怯而不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人们”，他极力缩小这个发现的意义。但是当评价他的每一个前辈在确定价值方面所作的贡献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承认并大声宣称，在这方面，最大最多的一份应归功于他。
“亚当·斯密已经模糊地看出了价值的综合观念……但是在他那里，这种价值观念完全是直觉的，而社会并不因信仰直觉就改变自己的习惯；只有事实的权威能使社会信服。必须使二律背反获得更明确的表现，而让·巴·扎伊尔就是这个二律背反的主要解释者。”
总之，亚当·斯密有模糊的直觉，让·巴·扎伊尔有二律背反，蒲鲁东先生则有构成着的和“构成了的”真理，这就是发现综合价值的完整历史。但是不要弄错，所有其它的经济学家，从扎伊尔到蒲鲁东，都只不过踯躅在二律背反的老路上。
“四十年以来，这么多有思想的人都为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念而煞费苦心，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其实不然，价值之间虽然没有任何共同点和任何度量单位，但也在被比较。这就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不接受平等的革命理论，却不顾一切地力图证明的一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说呢？”（第一卷第68页）
突然受到这样追问的后人首先就会对年代感到困惑。他们必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李嘉图和他的学派不就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吗？根据“商品的相对价值完全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一原则建立起来的李嘉图的体系，创始于1817年。李嘉图是复辟时期[43]以来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那个学派的领袖。李嘉图的学说严峻地总括了作为现代资产阶级典型的整个英国资产阶级的观点。“后人对此将怎么说呢？”他们总不会说蒲鲁东先生完全不知道李嘉图，因为蒲鲁东谈起过李嘉图，谈得不少，还常常引用他，可是结果却把他的学说说成是“废话连篇”。如果后人有一天过问这件事，他们也许会说，蒲鲁东先生怕激起读者的反英情绪，所以情愿自己充当李嘉图观念的负责发行人。李嘉图已科学地阐明作为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蒲鲁东先生却硬把它当作“将来的革命理论”；李嘉图及其学派在很早以前就提出作为二律背反的一方面即交换价值的科学公式，蒲鲁东先生却把它当做效用和交换价值之间的二律背反的解决；无论如何，后人会认为这种做法太幼稚了。我们干脆撇开后人不谈，让蒲鲁东先生和他的前辈李嘉图来对质一下。下面是这位作者的著作中总括他的价值学说的几段话：
“效用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虽然它对交换价值是绝对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弗·索·孔斯坦西奥译自英文，1835年巴黎版第一卷第3页）
“东西本身一旦被认为有效用，那末这东西就从两个来源，即从东西的稀少和从获得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劳动量中取得交换价值。有些东西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稀少。因为任何劳动都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所以它们的价值不可能由于供应增加而下降。珍贵的雕象和绘画等就属于这类东西。它们的价值只取决于想占有这种物品的人的财富、趣味和癖好。”（同上，第一卷第4页和第5页）“但是这种商品在市场上每日流转的大多数商品中只占极少部分。因为人们想占有的绝大多数的东西都是靠劳动获得的，只要我们愿意为生产这些东西花费必需的劳动，它们的数量就会不仅在一个国家中，而且在许多国家中增加到几乎无可限量的程度。”（同上，第一卷第5页）“因此，当我们谈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调节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原则时，我们总是只指那些人的劳动可以增加其数量，竞争可以刺激它们的生产而且不会碰到任何障碍的商品。”（第一卷第5页）
李嘉图引用亚当·斯密的话，他认为亚当·斯密“很精确地规定了一切交换价值最初的来源”（参看亚当·斯密著作第一卷第五章[44]）。然后他又补充说：
“这（即劳动时间）［注：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的。——译者注］就是一切东西（除了人的劳动不能随便增加的东西以外）的交换价值的基础，这个学说对政治经济学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门科学中，再没有比‘价值’这个名词的含义不精确和含糊不清而造成更多的错误和意见分歧的了。”（第一卷第8页）“如果商品的交换价值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那末这种劳动量的任何增长就必然会增加在生产时花费了这种劳动的商品的价值；而劳动量的任何减少也会减低商品的价值。”（第一卷第8页）
李嘉图接着责备亚当·斯密，说他：
（1）“除劳动以外又给价值提出了别的尺度：有时是粮食的价值，有时是用这种东西可以购买的劳动量”等。（第一卷第9、10页）
（2）“无保留地接受这个原则，但是对这个原则的运用却只限于资本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前的社会的原始和粗野的状态。”（第一卷第21页）
李嘉图极力证明，土地所有权即地租不能改变农产品的相对价值，而资本积累对相对价值（它是由生产中花费的劳动比较量决定的）只起暂时的不稳定的作用。为了证明这一命题，他创立了有名的地租论，把资本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最后，他在资本里除了积累的劳动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接着又发挥了整套的工资和利润理论，并且证明，工资和利润的增减互成反比，而这并不影响产品的相对价值。他没有忽略资本积累、资本在性质上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工资率等对产品的比值所能起的影响。这些问题就是李嘉图所注意的主要问题。
他说：“节省劳动（无论是节省制造物品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还是节省为形成这种生产中使用的资本所必要的劳动）常常会降低商品的相对价值［注：大家知道，李嘉图用“制造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确定商品价值。但是在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因此也包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占统治的交换形式造成这样的情况：这种价值不是直接被表现在劳动量上，而表现在其它的商品量上。李嘉图把表现在一定数量的其它商品（无论是不是货币都一样）上的商品价值叫做这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第一卷第28页）“因此，只要一天的劳动一直使甲得到同量的鱼，使乙得到同量的野味，那末无论工资和利润的变化怎样，资本积累所起的作用怎样，相互交换时价格的自然率始终是一样的。”（第一卷第32页）“我们把劳动看做是物品价值的基础，而把生产物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看做确定互相交换的商品数量时所依据的标准；但是我们也不想否认，商品的市场价格偶而也会暂时脱离商品的这个最初的和自然的价格的。”（同上，第一卷第105页）“物品的价格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费用来调节，而不是象一般所说的由供求关系来调节。”（第二卷第253页）
罗德戴尔勋爵根据供求规律，或者说根据供多于求或供少于求的规律探讨交换价值的变化。他以为，物品的价值在物品的数量减少或需求增加时就会提高；这个价值因物品的数量增加或因需求减少时就会下降。因此，物品的价值在八种不同原因的影响下都会发生变化，其中四个原因和物品本身有关，另四个原因和货币或作为这种物品的价值尺度的其它商品有关。下面是李嘉图对这种观点的驳斥：
“个人或公司所垄断的产品的价值，是按照罗德戴尔勋爵确定的规律变化的：产品的价值随供应量的增加而下降，随购买者需求的扩大而上升。产品的价格和它的自然价值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至于在出卖者中间引起竞争而且数量可以适当增加的那些物品，它们的价格归根到底也不是取决于供求关系，而是取决于生产费用的增减。”（第二卷第259页）
我们让读者自己把李嘉图的这种简单明了而又准确的语言和蒲鲁东先生想用劳动时间来确定相对价值的那种玩弄辞句的企图比较一下。
李嘉图给我们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构成价值的运动。蒲鲁东先生却撇开这个实际运动不谈，而“煞费苦心地”去发明按照所谓的新公式（这个公式只不过是李嘉图已清楚表述了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现）来建立世界的新方法。李嘉图把现社会当做出发点，给我们指出这个社会怎样构成价值；蒲鲁东先生却把构成价值当做出发点，用它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世界。根据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构成价值应当绕个圈子，又成为按照这种估计方法已经完全构成的世界的构成因素。在李嘉图看来，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先生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先生的价值论却是对李嘉图理论的乌托邦式的解释。李嘉图从一切经济关系中得出他的公式，并用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如地租、资本积累以及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等那些骤然看来好象是和这个公式抵触的现象，从而证明他的公式的真实性；这就使他的理论成为科学的体系。蒲鲁东先生只是完全凭任意的假设再度发现了李嘉图的这个公式，后来就不得不找出一些孤立的经济事实，加以歪曲和捏造，以便作为例证，作为实际应用的现成例子，作为实现他那新生观念的开端。（见本章第三节“构成价值的应用”）
现在来谈谈蒲鲁东先生从（由劳动时间）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结论。
——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
——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也是等值的，两个人的劳动并没有质的差别。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的。
这些结论是不是由劳动时间所“构成”或决定的价值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呢？
如果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末自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工资，即劳动的相对价值或价格，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
“如果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减少，即使需求增加两三倍，帽子的价格结果也会降到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用减少维持生活的粮食和衣服的自然价格的办法来减少人们的生活费用，即使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结果工资也会下降。”（李嘉图，第二卷第253页）
当然，李嘉图的话是极为刻薄的。把帽子的生产费用和人的生活费用混为一谈，这就是把人变成帽子。但是用不着对刻薄大声叫嚷！刻薄在于事实本身，而不在于表明事实的字句！法国的作家，象德罗兹、布朗基、罗西等先生用遵守“人道的”语言的礼节来证明他们比英国的经济学家们高明，从而得到天真的满足；如果他们责难李嘉图和他的学派言词刻薄，那是由于他们不乐意看到把现代经济关系赤裸裸地揭露，把资产阶级最大的秘密戳穿。
总括起来就是：劳动本身就是商品，它是作为商品由生产劳动这种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要生产这种劳动商品需要什么呢？需要为了生产维持不断的劳动即供给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物品的劳动时间。劳动的自然价格无非就是工资的最低额［注：劳动力的“自然”价格（即正常价格）和工资的最低额相等，即和保证工人活命和延续后代所绝对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这一论点，是我首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844年巴黎版〕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45]中提出的。从本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当时是采用了这个论点的。拉萨尔借用了我们两人的这个论点。虽然工资实际上经常有接近最低额的趋势，但上述论点毕竟是不正确的。劳动力的报酬平均总低于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并不能改变它的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纠正了上述论点（见“劳动力的买和卖”节），而且阐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劳动力的价格会愈来愈低于劳动力的价值（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弗·恩·（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上加的注）］。如果工资的市场价格超过了它的自然价格，那是由于被蒲鲁东先生推崇为原则的价值规律遇到供求关系波动后果的抵抗。但是工资的最低额始终是工资市场价格趋向的中心。
因而，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蒲鲁东先生所希望的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
现在我们来看看，把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这种做法和现存的阶级对抗、和劳动产品在直接劳动者与积累劳动占有者之间的不平等分配是多么不相容。
我们就拿一种产品例如麻布来说。这种产品本身包含着一定的劳动量。无论参加制造这种产品的人们的相互地位起什么变化，这种劳动量始终是一样的。
再拿别的产品例如呢绒来说，并假定生产呢绒所需要的劳动量和生产麻布的劳动量相等。
如果这些产品互相交换，那就是相等的劳动量在交换。这种等量的劳动时间的交换并没有改变生产者的相互地位，正如工人和工厂主的相互关系没有任何改变一样。如果认为这种由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的产品的交换会使一切生产者得到平等的报酬，这种说法就是假定，平等分配还在交换以前就存在了。当呢绒和麻布进行交换的时候，呢绒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恰占有他们以前在呢绒上所占有的那一份。
蒲鲁东先生的谬误是由于他把至多不过是一种没有根据的假设看做结果。
我们再看下去。
我们把劳动时间当做价值尺度，那末这至少是不是假定各个劳动日是等价的，这一个人的劳动日和另一个人的劳动日是等值的呢？不是。
暂且假定，一个首饰匠的劳动日和一个织布工人的三个劳动日是等价的；在这种情况下，首饰品对纺织品比值的任何变化，如果不是供求变动的暂时结果，就必然是由于两种生产的劳动时间有所增减。如果不同的劳动者的三个劳动日相互的比例是1∶2∶3，他们产品的相对价值中的一切变化也会是这个比率，即1∶2∶3。因此，虽然不同的劳动日的价值不等，价值还是可以用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但是要使用这种尺度，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比较各种不同劳动日价值的尺度表；确定这种尺度表的就是竞争。
你每小时的工作和我每小时的工作是不是等值？这是要由竞争来解决的问题。
据一个美国经济学家的意见，竞争决定着一个复杂劳动日中包含多少简单劳动日。把复杂劳动日化为简单劳动日，这是不是假定把简单劳动当做价值尺度呢？如果只把劳动量当做价值尺度而不问它的质量如何，那也就是假定简单劳动已经成为生产活动的枢纽。这就是假定：由于人隶属于机器或由于极端的分工，各种不同的劳动逐渐趋于一致；劳动把人置于次要地位；钟摆成了两个工人相对活动的精确的尺度，就象它是两个机车的速度的尺度一样。所以不应该说，某人的一个工时和另一个人的一个工时是等值的，更确切的说法是，某人在这一小时中和那个人在同一小时中是等值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现在已经不用再谈质量了。只有数量决定一切：时对时，天对天；但是这种劳动的平均化并不是蒲鲁东先生的永恒的公平；这不过是现代工业的一个事实。
在使用机器的企业中，这个工人的劳动和那个工人的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工人彼此间的区别，只是他们在劳动中所化的时间不等。但是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量的差别也成了质的差别，因为用在劳动上的时间一方面是取决于纯粹物质方面的原因，例如生理的构造、年龄和性别；而另一方面却又取决于一些纯粹消极的精神上的原因，例如忍耐、镇静和勤恳。最后，如果说工人的劳动中有质的差别，那末这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决不能作为特点的无足轻重的质。总之这就是现代工业的情况。而蒲鲁东先生却把他打算在“将来的时代”中普遍实现的“平均化”的刨子用到机器劳动中早已实现的这种平等上。
蒲鲁东先生从李嘉图学说中引伸出的一切“平等”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个根本谬误的基础上。他把用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商品价值和用“劳动价值”来衡量的商品价值混为一谈。如果把这两种衡量商品价值的方法搅在一起，那末也就同样可以说，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它可以购买的劳动量来衡量的；或者还可以说，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可以得到它的那种劳动量来衡量的。但是情况远不是这样。象任何其它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为了更清楚地说明上面这点，只要举几个例子就行了。
如果一个缪伊［注：法国古代的容量名，用于量谷物时约合1800公升。——编者注］的谷物在以前值一个劳动日，而现在值两个劳动日，这就是说它的价值要比原来增加一倍；但是这一个缪伊的谷物并不能起一倍劳动量的作用，因为它包含的养料和以前一样多。因此，由生产谷物使用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将增加一倍，但是用谷物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可以用来购买谷物的劳动量来衡量的谷物价值，决不会增加一倍。另一方面，如果用同样的劳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
